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,本科加研究生,我在北大的时间便与抗日同龄,这么些年,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,答案似乎有些怪——汪曾祺。 汪曾祺说,他也不知道自己

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,本科加研究生,我在北大的时间便与抗日同龄,这么些年,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,答案似乎有些怪——汪曾祺。
汪曾祺说,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。1992年,在一个小房子里,汪老头仰着大头,两眼很大,像鲁迅门前的枣树,直指着天空,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。他偶尔咳嗽两声,想半天才说一句话——
“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?”
咳咳(干咳的那种)。
“我想,第一要逃课。”
听众很安静。
“当初推荐我留校,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,因为我老是逃课。”
“第二,想读的书就读,不想读的就不读。像列夫·托尔斯泰是很伟大,但我不喜欢,我就不读。我最喜欢的作家,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,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。我反复读。”
听众仍然很安静。
但此后,我们同学逃课果然成了家常便饭。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,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,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:“按照校规,是要点名的,三次不到,成绩就不及格。但我从不点名。”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,感觉没大意思,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。那时,因为人比较多,即使点名,一般也是抽点。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。
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下雨,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,这次就愈见少了。我有点逃课经验,人多的时候,一般不会点名,而人少的时候,确是点名频发时段。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听课了,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,实属难得。吕老师低头点名,连点了十多个人,居然基本没旷课的,他说:“这情形不对,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。”哗啦啦,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。当点名点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时候,我因为名次靠前,早早青年文摘彩版答过到,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,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。点名过了一遍,吕老师说:“前面应该有没来的,我再重新点一下。”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,我犹豫一下,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,吕老师瞅我半天:“你是高立志吗?”“是啊。”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。“你不是高立志。”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勾勾。平时不听课,还好,极少旷课,这次真的来听课,倒旷课了。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。而结果,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。
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。似乎有一次很蹊跷。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,中文、法律几个系在“一教”大教室里合着上。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,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,大家派代表轮流上课应卯。这样,在直觉上,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。最后考试,天知道,他们印试卷是按照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。应该不是花名册,结果居然卷子不够。于是政治老师说,没有试题的人不要着急,我去其他系调试题去。过了几分钟,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,但还是卷子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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